乌以风先生小传

      乌以风于1901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922年至1928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浙江省国书馆编纂和杭州省立高中教师。他立志教育和大成学业，在某种程度上与伟大教育家马一浮先生的交往和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把马先生奉为恩师和做人楷模，马先生视他为膝下弟子。马一浮号湛翁，庄穆和蔼，美髯飘飘，一脸道容。他于1883年2月25日生于四川，1967年6月2日逝世，享年85年。湛翁11岁丧母，19岁丧父，20岁丧妻，以后未娶，专门致力于教育，学问渊博，独具见解，曾与周恩来总理有很深的交往。乌以风曾这样赞扬恩师：“凡中土九流，百家之学，汉宋经师之论，文史词章，小说杂记，无不涉猎，进而求其原委，明其旨归，佛教经典，义禅教理，以及道教玄学亦莫不旁研兼通。”“在杭州时，居陋室，服布衣，潜心为学，不求人知，曾立下誓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929—1932年间，乌以风向湛翁问业请益未尝间断。1934年他任安徽省立宣城中学校长，每遇休假必去拜谒先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湛翁迁居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乌以风被先生当作得意门生选中，同时入川。湛翁开办复性书院，旨在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乌以风在该院先任都讲，继任典学，专司先生讲学时司仪。每次开讲前数日，都是先生写好讲稿，交他誊写，然后又送先生改正。讲期一到，他将旷怡亭打扫干净，并摘一束鲜花插在讲桌瓷瓶内，名曰献礼花。讲课前，学人云集，等候湛翁到来，每当此时，他去湛翁住地尔雅台后，请先生莅临开示。先生将改定讲稿交与他，然后换上礼服，徐步前往，他随侍在后，等湛翁升座坐定，他将讲稿又手持顶礼以献。少顷，湛翁聚精会神向学人开示。
       1938年，湛翁又迁回西湖定香桥蒋氏别墅。此处，湖光荡漾，山翠欲滴，烟柳围绕，亭台参差，这是湛翁学生蒋苏庵的居住地方。因蒋仰慕湛翁盛德，追随唯谨，故请先生住西。苏庵能诗，常与先生唱和，颇有一番桃李深情。乌以风曾几次赴西湖拜望先生，每次先生留他住西楼。西楼周围有西廊，可摆几椅，在此燕息眺望，使人心旷神怡。每值夕阳西下，晚风送爽，他都陪伴先生在此小坐，聆听先生的教诲。湛翁曾将和苏庵的诗抄送给他，以作纪念，诗云：“柳梢楼角南山庄，竹里行厨北斗虚，万事浮云苍狗幻，忘言坐对晚风徐。”
       一年冬，他与几个学友奉侍先生围炉而坐，湛翁拨火见灰，便提示曰：“人的性理为习气所埋没，好像这炭火常埋于炉灰里，拨灰然后火出，破习然后性见，学者须有破习功夫，才能谈得上见性。”乌以风对先生这番话当时还领会不深透，屡经忧患，及近晚年，他的习染才渐剥落。他晚年所著一百万字的哲学笔记《性习论》，对性习之辩论，皆因先生平时教诲和启发之故。
      乌以风学诗始于30岁以后。能粗成篇章，自以为有长进，于是抄录数首面呈湛翁指教。先生阅后，曰：“汝诗尚未入门。”他顿觉大惭，从此暗下决心，发愤学诗，及至花甲之年，仍觉得自己所作比起先生之诗浅薄，黯淡无光。1956年冬，湛翁应邀游南岭，返杭州后看到他的新作，阅后大悦，对其“更喜南山归鹤驾，知音长在六桥西”诗句颇为赞赏。当时乌以风55岁了，但是得到先生夸奖他的诗作，还是第一次，他高兴得像一位初出茅庐的学子……
       他师从湛翁30余载，把闻及先生的议论整理成卷，于1955年赴西湖呈湛翁座前，先生欣然修删批改，定名《问学私记》。他回天柱后，请友人抄一副本寄呈湛翁，另抄二本分送蒋苏庵，蔡禹泽君。“文革”时，他家被抄，其夫人十分惧怕，乃将湛翁手订稿付之一炬。后闻先生及蒋、蔡二君抄本均被红卫兵扫去，他十分心疼。1970年，乌以风闲居天柱山中，偶又追忆先生教诲，又得数十篇，故曰问学补记。1987年他将《问学私记》、《问学补记》编成《马一浮先生学赞》，私费印行500册。可见，他对湛翁情深意笃，十分敬仰。     1940—1942年，乌以风任四川复性书院典学和重庆大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和一位大家闺秀结了婚。这位小姐不仅天生丽质，十分漂亮，而且颇有才华。他对她一往情深，爱得深沉。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一位国民党不小的军官插足，这个美好的小家庭解体了。突如其来的无情婚变犹如当头一棒将乌以风打懵了，他坐在书房内闷闷不乐，不思茶饭，留在心灵上的爱情创伤实在无法弥补……窗外，一只蜘蛛正在辛勤地结网。蜘蛛忽然失足掉在网下，正在顽强地向上拼搏。此时，乌以风的眼睛微微一亮，这情景多像在他在安徽天柱山中见到的只身悬空一上一下采石耳的药农，他的嘴角浮现一丝丝苦笑——那是1937年秋天，他游览天柱山，亲眼看到汲绳采药、飞崖走壁的药农贺来朝、贺来斌兄弟俩，由衷地赞叹：“绝技，绝技！”接着，他听两位药农讲述清军都统李云麟由贺氏祖公相助，登上天柱峰顶勒石刻字的动人故事，便萌生攀登古岳绝顶的念头，后来由贺氏兄弟等6人策划，使他始得平生一次壮游。他立足绝顶，大开眼界，投身于大自然的博大怀抱。他长吟低叹：“立极方知天地大，凌空不见古今愁；飘然遗世烟尘外，一啸鸾飞下九州。”从此，他与古岳天柱结下不解之缘。他对友人说：“登峰壮观，其乐无穷，下来时却十分惧怕，不得不紧闭双眼，任药农摆布，但转念一想，葬在名山之下，死而无憾”。后来在临终前，他请求有关部门把他葬在天柱山的莳茶源，看着天柱山兴盛起来，如今他真的躺在天柱山的怀抱里，实现了他生于自然，复归自然的遗愿。他在书房内踱步，徘徊，思索。他要抛却痛苦，决计东归天柱，到大自然中去寻觅属于自己的快乐、幸福和归宿。他拾点简单的行装，悄悄告别重庆，独驾小舟飘荡在嘉陵江上。他对天、对地、对江吟道：“月出寒云江不迷，江声月色共高低，嘉陵江水峨眉月，水向东流月落西。”       乌以风千里迢迢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天柱山，准备找个理想的归宿地，好好度过自己的余生。但这百里天柱，林海茫茫，看不见炊烟袅袅，听不到鸡犬相闻，如何生存下去？总不能天天饮泉水，嚼野菜，宿山洞吧。于是，他感到无限惆怅、凄凉和失落。好在山腰有座佛光寺，原名马祖庵，系唐代高僧马祖道一始创，后由明万历皇帝封禅赐名。松柏掩映，古木参天，好一处佛家净土！他想：能在此扎下根，唯一办法是投奔佛门，其他无路可供选择了。他忍住饥饿，立起身，挪动酸软的双腿，慢慢向寺庙走去……妙高法师热情地接待了他，认定这是一位非凡的信徒，为他泡着清香的山茶，和他谈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从妙高法师那儿暂时得到一点慰藉。他自号忘筌居士，潜心研究佛家经典，力求安身于尘世之外。每每苦闷烦躁之时，他便走进马祖道一大师诵经打坐的马祖洞（又名嘉平馆），或者走进左慈炼丹的莲花洞，以古人修炼毅力，强迫自己能在人世上生活下去。他的恩师马一浮闻及此事，曾派人送信，留之不及，悔之已晚。后又寄来书信慰问，并赋诗曰：“买山早是爱山居，世味应同绮障除，马祖庵前松柏下，如何不寄一行书。”他无颜去见恩师，也无语面呈恩师。想起自己曾缠绵于儿女情长，为得到解脱而栖身佛门，比起先生20岁丧妻，后未续弦而专事教书育人来，是何等渺小、可怜。于是他为自己举动而可笑、忏悔。他找到老朋友贺来朝、贺来斌兄弟俩，一起喝着山茶，嚼着野果，谈论着天柱的奇峰怪石、古洞幽径、飞瀑流泉以及风土人情，他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中，被带入仙家迷人之境界。他叹道：“天下名山皆有史，唯独天柱山无专著。可惜二千年来无山志流转。”贺氏兄弟立即建议道：“乌先生，你是有学问人，何不为天柱写一本书传给后人？”他答道：“二位兄长颇有见地，但这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我将竭力为之奋斗”。他随着贺氏兄弟爬上龙吟虎啸崖，越过飞来涧，观察峰峦形态，确定山势方位。凡山中荒岩秘谷，人迹罕至之处，莫不穷搜周览。他酷爱天柱泉林之胜，如饥渴求之饮食，对峰峰岭岭百看不厌，对弯弯曲径百走不烦，先后攀登古岳不下百余次。他暗暗立下宏愿：要在有生之年，为天柱树碑立传，以宣扬其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他走出山门，四处化缘，八方募捐，把千次折腰万次乞讨来的资金建设天柱山。他在山中开始筹建翠云别墅、天柱山房和岳云山馆，并修起1500多个石阶，好让游人有路可走，也有个歇息场所。当时一个石阶要花一斗稻子，仅修石阶就花去375担稻子。也许是乌以风自恃清高，脾性不好；也许是妙高法师嫌弃这位不恪守佛家规矩的穷书生，多管闲事，两人的关系开始疏远起来。乌以风请来看守岳云山馆的人，在大雪封山、虎豹出没的季节实在难以呆下去，而他自己守在翠云别墅里，也饥寒交迫，度日如年……      1943年，安庆专员范苑声领衔筹建的国民党的176师抗日将士墓在野寨落成。他们为保护陵墓，教育后代，又建起一座中学，取“景仰忠烈”之意，名曰：景忠私立中学。谁能挑起这副重担，范专员想到了隐居天柱的乌以风，于是派自己的秘书带着大轿，把乌以风从马祖庵请到野人寨，要他主持“景忠”校务工作，自任校长，声明做乌的后盾。乌以风看到此地风景如画，离县城较近，交通方便，学校设备齐全，就答应了。乌笑曰：“专员委以重任，故我又操旧业，小弟理当知遇报恩。”范专员答道：“先生才华出众，久居山林岂不被埋没乎，今日走出山门，重新投身教书育人，此举善哉善战！”乌以风拱手作揖：阿弥陀佛。是年9月，“景忠”招收初一2个班，初二1个班，学生150多人，教职员工20多人。乌以风勤俭治校，靠别人捐赠的一点山场、学田收入及学杂费维持门面，把学校办得很红火。次年9月，“景忠”又招收初一2个班，因为一切开支全需自给，学校进入艰难阶段。当时，省教育厅突然发来通知，说什么未批准，擅自开办“景忠”，不予立案，不准承认学籍，勒令停办。乌以风对此非常气愤，彻夜难眠。翌日，他踏上去立煌（今金寨县，原省府）的征途，要找省教育厅官员当面申述陈辞。他抵金寨后，适逢省教育厅长万昌言和主任秘书胡苏民辞职，汪少伦接任厅长。汪厅长看乌以风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决定留他担任主任秘书。这下他感到进退两难，难以周全。若留下任职，对他个人前途也许是个机遇，可“景忠”怎么办？若不留下，将会得罪厅长，同时对“景忠”列入正册可能带来一定难度。他再三考虑，权衡利弊，决定暂时留下。1945年5月，“景忠”再报呈该省厅立案。乌以风借此机会，巧妙周旋，代行批准了。“景忠”有望，他总算松了口气。6月，他以探亲为由，请假回到日夜思念的“景忠”。几天后，他致电汪厅长请求辞职。虽经汪厅长好言相劝，但他不改初衷。他不贪官禄，愿为小小“景忠”校长，汪厅长对此也深深感动。1948年1月，国共两党在大别山展开“拉锯战”。隆隆炮声和阵阵弹雨严重干扰着教学秩序。于是，“景忠”决定东迁安庆（江西会馆），只留下4人看守校舍。乌以风虽人在江城，但时时怀恋野寨这块风水宝地。这一年，他曾3次回来，察看校舍可完好无损。1949年3月，刘邓大军解放潜山。乌以风请示桂林栖同志将学校搬回野寨，桂表示支持乌的意见，具体方案由潜山县实施。县长李微从实际出发，提出将景忠中学和光华中学合并为景华中学，留在梅城镇徐家祠堂，请乌以风任校长。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当时师生的生活十分艰难，全靠乌以风四处奔走筹集一点资金付日常开支。但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好，一扫战争带来的痛苦，尽情享受着和平的阳光，乌以风更是感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师生一起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子，脸上流露出稚童般的微笑。1950年1月，潜山县政府做出决定，将“景华”迁往野寨，改名为“潜山县野寨初级中学”，乌以风如愿以偿，脸上绽开笑容。土地改革开始，少数人分不清政策界限，认为学校的山田和校舍是乌以风的私有财产，于是提出要瓜分并强行占据校舍。乌以风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将毁于一旦，只得将痛苦深深埋进心底。县长姚奎甲对此果断做出决定，调乌以风到县文教科工作，名义上是工作调动，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姚县长又亲赴野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自己兼任校长，宣布学校一切财产归国家所有，命令占据校舍的人限期搬出，否则将严肃处理。至此，一场瓜分学校的风波平息，乌以风总算舒了一口气。1952年4月，潜山县委举荐乌以风到安庆师范任教。他住进“智海楼”，在书山中攀登，在学海中遨游。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常常凭窗远眺天柱，叹曰：“我还欠古岳天柱一笔情债。他曾许愿为天柱写本志书，以填补中国名山志中这块空白。从此，他夜夜伏案，笔走龙蛇。从1938年开始有心考察天柱，搜集材料，到1956年写成50万字的《天柱山志》，历时18个春秋。他欣喜地把厚厚的一迭稿子托付友人汪植庭刻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准备交付出版。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柱，让这座冷落千载的名山再度兴盛起来。        时光易逝，转眼到了1957年，中国的政治风云悄悄变幻，一批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乌以风自然逃脱了厄运，被列入“另册”中，加上他在省府有过那么一段历史，于是他被戴上右派、历史革命两顶帽子，成了赫赫有名的双料货。1958年12月，乌以风被捕入狱，羁居安庆监狱，从此过上长达12年的囚隐生活。每当老伴余氏去江城探监时，这位隐身大墙内的读书人方感人间仍一点温暖，这种夫妻感情往往成为共同生存下去的力量。而在乌以风的内心深处，更多的则是对老伴的内疚和歉意。他自四川婚变后，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没有萌生再婚的念头。在“景忠”主持校务时，有人半开玩笑地为他提亲，他也半开玩笑地要找个知书达理的老处女。其实，他是想搪塞一下罢了，自己毕竟快步入“知天命”之年了。但事情偏偏那么巧，好像是天意安排。水吼区有一位难觅知音的大家闺秀，一听说乌先生的人品、学问和爱好，决定走出生活过30多年绣楼，带着30亩良田作陪嫁，愿与乌先生一起生活。她就是他后来相依为命的妻子余氏。当他望见老伴蹒跚身影时，眼眶湿润了，一种愧对妻子的感情便油然而生。自从结合以来，他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幸福，反而拖累了她，给她造成种种不幸。他强颜欢悦道：“难为你又来了，累了吧”，妻子看着他削瘦的面容，毫无血色的，似一具木乃伊。她把每次见面都当作见他最后一面，不相信他在世上能活多久，临分手时，便安慰几句：你要多保重，不要挂念我。当他发现妻子送来的衣衫、布鞋、炒米粉等东西中，仍有一小袋黑黄豆时，他朝妻子理解地点了点头。他有个习惯，就是清晨服一把黑黄豆，趁着空腹生嚼吞食下去，直至晚年皆是如此，这也许是他长寿之秘诀。可想而知，他的老伴一生要为他种植多少黑黄豆啊！3年后，乌以风被押往宿松县九成坂农场劳改。此时，他年满花甲，随时都有可能踏上另一世界的归途。管教人员见他年事已高，颇为照顾，分配他专司养鸡。他清楚比起凿沟开渠，肩挑背驮的活儿，这算是幸运的。他好好养鸡，钻研养鸡技术，逐渐对鸡群产生了感情，并写了十多首关于鸡的诗，记录了当时的复杂心情。如《哀鸡群》曰：“华裳翠羽各成群，伴我寂寥非一春；呼唤，俱随波浪渺，漂流怀尔独伤神。这首诗的意境很美，但流露出悲伤，这也是世人所能理解的。
      有一天，他听说江湖水涨有溃堤之危险，看着鸡群正在争斗，偶有感触，一首诗便脱口而出：“千古安流称禹功，难凭金坝伏蛟龙，雏鸡不解山河变，犹向花荫争小虫。”他在农场养了一只小猫为伴，朝夕相处，情深意笃。他以《戏玉猫》为题叹道：“灯下飘零尔伴予，花前月下共安居；可怜异类同忧患，鹤子梅妻我不如。”
      他接到家书闻讯父丧，但他没有办法去见最后一面，只得哭成七律一首遥寄聊城：“割肉报恩时悔晚，添香换水梦难开。”他为没有尽到做儿子的一份责任而遗憾、伤悲。在劳动之余，他唯一消磨时光是在纸片上写诗，他的诗愈来愈凝炼，一共写了109首诗，取名《囚隐集》，大多是赞美祖国山河和怀恋友人之作。他写庐山晨雾、峨眉夜雨、华山天险、黄山云海……。他把自己游历过的18座名山一一回忆，一一入诗。他笑慰自己可算“半个徐霞客”了。他的眼前又浮现云雾缭绕的天柱山。东关秀气。西关雄伟，南关神秘、北关幽静……顿时，一种愧对古岳的情绪又笼罩着心头。他偶尔听到友人汪植庭下放到离农场仅20里地的套口公社，于是他托人到汪家询问志稿之事，得到的回答是刻印了一小部分，看他被捕就搁下来了，后来被红卫兵当作“四旧”扫走了。他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1969年8月，乌以风被遣送归山。天柱巍峨，依然在望，他与古岳神交30余载，不可一日忘怀，今日又见其雄姿倩影怎不由衷高兴呢？西下夕阳红，柴门鸟雀噪。他的老伴正倚门张望。当一个肩驮破旧的衣物的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出现在门前时，她还误为讨饭的乞丐，哪能料是自己的丈夫？两双眼睛对视良久，眼泪直往下掉。他赶忙丢下肩上的东西，紧紧抱着年迈的妻子，哽咽道：“可把你苦坏了”。妻子看着形体枯槁的丈夫，抹着泪说：“你也苦够了，你能活着回来就好”。桌上摆着一碟炒鸡蛋和半碗腌豇豆，外加二两老白干。乌先生静静地斟上两杯，递一杯给老伴，自己端起一杯一饮而尽，苦笑道：“一旦能够生还团聚，岂非生平一大幸事。”当夜，他着手清点劫后书房，发现撰写天柱山志的原始材料幸存在废堆纸里。他铺开张，挥笔写下“梦里丹台云渺渺，愁来空谷雨霏霏”“投书欲问当年事，只恐人言有世非”。他想重整旗鼓，誓为名山留一信史，但人虽归山，头上仍戴着沉甸甸的管制分子帽子，“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规规矩矩。”他和老伴居陋室，着布衣，共患难。生活的来源主要靠锤石子换点米糊口，他曾写下“辟榛应许腰身健，破石谁怜依袖单”的句子，是当时生活境遇的写照。当时生产队长对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有着恻隐之心，把他安排到小小碾米厂开栗，名曰利用他一技之长，实则使他有点固定收入，好让这对老夫妻在世上能活下去。每天黄昏，他都要沿着山路散步，或在那块平石板上打坐，每每望见天柱山的时候，总有一种内疚、压抑感折磨着他。他顾不得什么得失了，不得不挑灯夜战，伏案疾书，重新撰写山志。经过2500多个夜晚，50万字的书稿完成了。在这“孤灯满尽始开云”的夜里，他如释重负，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对着梦中的天柱笑了。他“奉书欲叩金门献”，但又流露出“只恐天威罪旧闻”的复杂心理，他只得合上厚厚的书稿，耐心等待着。1979年1月6日，一辆飞驰的小车突然停在三祖寺，在车内走出安庆地委宣传部长邓竹虚和县委宣传部长徐继达，接着走出一位枯瘦如柴的老人，他是乌以风。乌以风挥动着拐杖，不时地指指点点，慢声慢气地向两位领导介绍着三祖寺的历史和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的价值，并借机汇报了自己所著山志已经脱离。两位领导肯定他对天柱山所作的努力及其建树，并用叶剑英同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勉励他。他对共产党的两位宣传干部如此信任自己，激动得彻夜难眠似乎看到春花烂漫的季节即将到来。这件事曾在当地引起一阵议论：“乌老（当时仍戴着管制分子帽子）与共产党官员打得非常火热，莫非世道要变了？”       世道真的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着每一个角落，一切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乌先生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历史问题的原判被撤消，宣告无罪，二十几年的沉冤得到大白。
      他又住进安庆师院的“智海楼”，第三次拿起教鞭，当上了心理学教授，得到了较好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当上了市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1979年5月，潜山县委宣传部长徐继达领衔组成天柱山资源考察组，采访胜迹上报国务院，乌以风当顾问，走在队伍的后面，毕竟年岁不饶人了。他撑着的黄布伞上，用红漆写着“岳云山”三个字，落款“天柱老人”，他登天柱百余次，唯独这次令他难忘，因为这是由官方组织考察的，说明开发天柱大有希望了。他感触万端，夜夜难寐，把几十年蕴藏在心中对天柱深情全部凝集笔端，一连了写21首诗赞美天柱。1981年，乌以风回山度假，最后一次攀登天柱山。时年80，步履艰难，用他自己话说两年都市生活使地微微发胖，没有乡下水土养人，花了3天时间才到达山顶。他面对天柱峰，像个稚童欣喜若狂，放开嗓子呼唤：“老朋友，我又来啦！”阵阵回声，激荡山谷。他把自己所熟悉的各个景点和未揭开面纱的神秘谷之情况，向同行的几个友人和盘托出，一一指点，好像回天柱辞行一样。他叹曰：“衰步登高强几回，孤怀时欲对山开”。他憧憬着“同人欲待重辉日，再见朝真鹤驾来”。乌先生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次年11月，国务院批准天柱山为国家重点风景区，他逢人便说：“天柱山被第四次皇封了，第一次汉武帝古岳，第二次唐肃宗封三祖寺，第三次祖明万历皇帝封佛光寺，第四次国务院……”《天柱山志》遇到了出版难，两年内“光顾”过3家出版社，皆未受到应有的“礼遇”。最后转到安徽省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崇贵手里，他也很矛盾：“出版吧，天柱山知名度不高，订户不会多，肯定要亏损；不出版吧，对不住自己所尊敬的师长，这是先生一生的心血的愿望呀！”他一咬牙，赔本5千元印了5千册。1989年8月该书问世，乌先生写信感谢张崇贵说：“此乃吾生一大快事。”他把稿酬买下500本，逐册签名赠送，他还请人挑了一担到县城，分送诸位领导和友人。
      乌先生重返工作岗位后，努力加倍工作，但体力渐衰，时时头昏，预感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他决定抛弃较为舒适的都市生活，回到天柱山麓的“忘筌草堂”，着手整埋自己的著述手稿。妻侄女梅兰来到他家，一面为他护理生活，一面为他誊抄稿子，算是有了个帮手。他还是清晨嚼一把黑黄豆，傍晚出门散散步，但只能坚持半天工作了，总的花了三四年时间，把50万字的《儒释道三家关系史》、100万字的《性习论》、507首诗的《岳云山馆诗稿》以及十多万字的《天柱老人书信集》整理出来了，他说：“五四运动前，我国思想界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占统治地位，还没有人写出三家综合的东西，我把三家之斗争、调和、交流和演变写出来，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后人的研究兴趣。我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性习论》是我的哲学思想小结，涉及心理学、佛教、西洋哲学等。已写好一百篇，本来想多写点，但力不从心了。”1988年5月11日，80高龄的中顾委常委黄镇在游览天柱山的归途中，专程看望了乌以风先生。两位老人神交已久，一见如故，谈吐投机。他把自己所著的《天柱山志》送给黄老时说：“我到过华山、嵩山、峨眉、雁荡等许多名山，觉得天柱山可和这些名山相媲美，但它像个隐士一样被淹没，主要原因是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没有得到开发。请黄老回京后帮助宣传天柱山！”黄老点头微笑：“老兄虽一生磨难，但建树颇多，可算是当代的徐霞客呀”！乌先生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