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母校生活
把校园建在风景里，世间能有几家？这大约也是我要对母校——潜山野寨中学偏一分心的理由。不消说它的学问，只这背倚奇峰独标的天柱，面临韵致生动的潜河，只这满山的古木，清幽的林泉，旧式的亭阁，与校园外风景如画的翠微山谷融为一体，就全是绝佳的、和谐的。学子诵读于此，受教之益智不去说，心神先已醉了。
出县城往天柱山方向六公里，过了燕屋岭，凤凰山上觉寂塔的塔尖就远远看得见了。转眼间，青山绿水扑面而来，风也似乎清爽湿润许多。依山而建的幢幢校舍，披着春光从层林深处闪将出来。正是早春二月，野寨中学校园里，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池塘里的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各色鸟儿在枝头雀跃鸣唱。小径两边，望春花正在高高的树上绽放，桃花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我心里不住地想，这次回母校的时间，真是选对了。
汉夫校长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我在校园流连。驻足欣赏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题写的校名，耳边传来悠扬的钟声。这声音，像电流穿透鼓膜。于是，那些熟悉的校园风物，难忘的中学生活，不断从深藏的记忆中走出来。
1962年9月，我从牌楼小学考入野寨中学，“现年十四岁在本校初中部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准予毕业”。毕业证书似一张16开的奖状,副校长聂声发的签章字迹遒劲,还是那样鲜红。证书为“潜野中字第肆肆号”，颁发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背面填写的是“各科各学年成绩”，该是教导处王伦先生的笔迹吧。当时是两个平行班，至今我还记得许多同学的名字：源潭中学李章节校长、县检察院的张树东、潜山中学教师汪焰春、母校教研员王树中、已经过世的曹三印老师、退休教师罗传勋、金留根、县城的程国仙、陈家坤、程礼根、家乡的王如节……虽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他们当年那充满朝气的脸庞，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白 鹭 飞 翔
初一时,我班寝室不远处,就是一片枫树、樟树杂树林,枝繁叶茂，于高处相挽纠结,纵横交错,遮天蔽日,地上几乎看不到洒下来的阳光。这是真正的原生态,只是那时还没有这种说法。母校面临的潜河，河面阔，且水深，可行渡排。一河两岸，是一望无垠的稻田。“西风夜吼夏如秋”，盛夏之夜，九井西风一起，松涛阵阵，酷暑顿消。或许是这依山傍水的小气候，让灵性异常的白鹭选在这一方很老的林子里筑巢栖息，做了我们的邻居。
那时，我们都是一群野性十足的孩子，对于这校园里的白鹭，却显示出无比的宽容与尊宠，没有谁用弹弓去惊吓它，没有谁去动它的家，课余饭后，也不在林间追逐逗乐，唯恐惊扰了白鹭的生活。《诗经•小雅》中的《鹤鸣》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白鹭不是鹤,非但不能“声闻于天”,声音还有些嘶哑。对于它们并不好听的叫声，我们没有任何不满与谴责。白鹭温和善良,少有攻击性,它不会侵害我们,只有静美与祥和,但你如长时间老盯着看,它就会觉得不安全,认为你可能要伤害它,就会趁你不备,在头顶上突然对准你拉下一泡稀屎，弄得你一身黏糊糊的,甚是狼狈。我们有时从食堂打来饭菜路过树下时，不得不用袖子掩住饭碗，飞快跑过。偶尔也有死鱼虾、田螺、鸟蛋掉在地上，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发出刺鼻的气味。阴雨连绵的日子，这一带更是腥味难闻，行人常常要掩鼻而过，晚上睡觉，也要紧闭窗户。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和谐相处。鹭舞鹭鸣的景象,给了我们多少遐思多少美愿！在白鹭的欢叫声中，我们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好快。
母校当年的自然环境，还有两个亮点，那就是杨树老杏树多。学校大门不远处的“忠烈祠”前有一棵杨树，树围要几人合抱，冠盖如云，很有些年数了。树下，摆有简易的乒乓球桌，体育课或晚饭后，少不了有球手在这里搏杀。树干上还系有几根粗麻绳，可荡秋千，能练爬绳，就地取材，物尽其用。我们寝室前的空地上，也有几株老杨树。
校园的小路边山坡上寝室旁，杏树成林，多分布在“景忠厅”那一片。说它满山遍野，不算夸张。春和景明,杏花盛开,灿然如火。在古代,“杏坛”是教育圣地的代名词。我曾去过曲阜拜谒孔庙。那里就有“杏坛”,还读过“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的诗句。我想,称母校为杏坛,倒也当之无愧。
杏子黄了，几乎伸手可摘，但同学们都很自觉，以偷吃为可耻。夜里刮风下雨，熟透了的杏子吹得遍地都是，女同学便捡起来（女生宿舍一带杏树尤多）用脸盆装到教室，让大伙尝新。收获季节，学校统一组织摘杏子，分到各班。有同学开玩笑，青杏子好吃。我信以为真，真的专挑青的吃，结果牙齿酸得够呛，直到现在见到杏子，就牙齿发酸直流口水。
总 务 主 任
上中学那年头，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又常年生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中干活的少，读书的多，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日子过得窘迫。
新学期开学，要从家中挑来全学期吃的米，交足伙食费，才能入伙，由总务主任将写着你的名字的竹片挂在特制的木板上，按班编入桌次，算是取得了吃饭的资格。
当年的总务主任姓严，名字忘了，高高的个子，微驼的背，大大的眼睛，黑黑的脸庞，天庭特饱满、特瓷实、特光洁。一位同学曾私下对我说，他每次面对严主任那大理石般亮晶晶的前额，就想伸手弹一下，像人们面对西瓜摊下意识做的那样。不过，更多的同学很怕他，有学生给他取了绰号，背地里喊他“严鱼头”。
因不能一次性交齐米、钱，开学之初，我只能凭着他开的条子到食堂临时就餐，吃了上顿，断了下餐。于是，吃饭时只好饿着肚子在教室里默默地看书。有好心的同学知道后，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亲自到总务处为我求情，代我承诺“随后一定补交”，严主任通情达理，并不固执，将我正式编入桌次，入伙就餐。日子长了，他对我的境况十分同情。欠得多了，他私下里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总要挑点米来，也好搪塞一下其他同学。
初三那年春上，我挑来半篓子大麦米，权充大米。严主任看了看，用手搓了搓，皱着眉头，把大麦米过了秤，交了数。稻米掺着麦米，既不好煮又不好吃。吃饭时，有人埋怨，我低着头不敢吭声，有好事者到总务处质问是怎么回事，他笑了笑，也不争辩，两餐饭下来，“麦米风波”也平息了。
就餐,八人一桌,菜装在小木盆里,放在饭桶上,值日生凭“饭牌”到食堂领取饭菜,然后再用小瓢分到各人碗中,围着饭桶,蹲在地上三扒两口地吃完。分得不匀,是难免的,大家都理解。一次,我端着饭桶上坡,被路上的树根绊倒,饭桶滚得老远,粥泼了一地,一桌人眼睁睁饿了一顿,心里有些埋怨,但并没有为难我。
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一日三餐，根本吃不饱肚子，尤其是晚上，晚饭吃得早，三节自习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不知是哪位同学发现，每天工友总要将第二天早上做菜的腌萝卜洗净，用菜篮子装好，放在水泥扶手上沥水，于是来个顺手牵羊，拿上一两个腌萝卜回到寝室，吃一口萝卜喝一口开水，尽管腌萝卜又酸又臭又咸，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起初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工友也没在意，后来发展到一夜之间，竟将萝卜偷得精光。这一下可把严主任气坏了，要求在各班追查此事。班主任同情我们“贼不是好做，实在是肚子饿不过”，也没有兴师问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打那以后，总务处采取了防范措施，我们再也偷不到腌萝卜充饥了。有人为泄愤，还在总务处的门上用粉笔写上“把严鱼头宰了”。为此,在一天早操后,聂校长还轻描淡写地批评了这事。
毕业时，我欠了伙食团的米和伙食费，严主任从不催缴，也没有通知教务处扣发我的毕业证书。现在想起来，还打心眼里感激他帮助我渡过了学习道路上的难关。
生 产 干 事
我们读书时，菜由学校供应，也自带些腌菜补充。蔬菜，秋冬萝卜白菜当道，夏季南瓜为“大荤”。说起这南瓜做菜的滋味,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南瓜本来是甜的,加上盐和红辣椒米一锅煮,又甜又咸又辣,天天如此,餐餐这样,吃起来就乏味了。所以至今,我不大爱吃南瓜。话又说回来,它毕竟帮助我们渡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蔬菜由学生自己兴种，因而劳动自然成了“必修课”，很有点勤工俭学的味道。
学校配备了负责生产的专职干部，姓邹，尊名不详，我们喊他“邹干事”。那时的他年富力强,说起话来,声若洪钟，走路大步流星，不知是什么原因，眼睛里常常布满血丝。在我的印象中,他办事风风火火，号召力极强。校农场在距校园三四里路的山冲里，有梯形的水田和山地，这也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了。每周下午，学校分班安排学生到农场劳动，邹干事分配活儿，负责指导、检查、验收。有些农活学生干既吃力又不在行，就从食堂抽调身强力壮的工友师傅带着我们干。他们是行家里手，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出活多了。有时，农活干完了，本可收工回校，但邹干事看看天色，觉得还没有到下课的时间（他还没有手表），就又寻些活计让我们干。有同学不耐烦，又不敢当面顶撞,只好消极怠工,一俟收工的哨声一响,就欢呼雀跃,一路小跑,回到学校。有人背地里埋怨他“邹事干”,日子一长，我们再也不称他的职务——“邹干事”，干脆叫他“邹事干”。
其实，那时学生们的劳动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学校把校园内的空地划分给各班兴种，菜地不够，我们也不管什么“水土流失”,就见缝插针，在后山开荒。这时，邹干事也从不闲着，常常以技术员的身份到各班的地头帮忙。他到哪儿，身边总围着一大群人。
入冬，食堂用又高又大的水泥池腌制萝卜白菜，工友师傅码一层菜，撒一层盐，然后用双脚踩紧。劳动课，我们都自告奋勇到食堂帮师傅腌菜，打着赤脚踩在菜上，尽管双脚冻得通红，还是充满了新奇快乐。
总务处定期将各班的蔬菜产量，分门别类，公之于众，贴在醒目处。这样一来，哪个班都不甘落后，总是想方设法把产量搞上去。天旱了，放学后学生不用老师催促，都放下手中的作业，争先恐后地用脸盆从校对面的大河里端水浇菜。有时几个班的同学还联合起来，用接力的办法取水浇地，队伍绵延数里，宛如长龙，蔚为壮观。
食堂养了十几头猪，猪粪成了抢手的肥料。由于供不应求，邹干事又当起调度员，由他安排各班取猪粪的茬口。有时不到劳动课，猪粪就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急着去找他，他只好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我的一位同乡，学习成绩不错，入团申请却几次都通不过，原因就是劳动时怕累怕脏。作为班干和老乡,我私下提醒了他，后来种菜总是抢着去挑猪粪。根据他的可喜表现，毕业前支部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团申请。
收获季节，学生们抬着、挑着一担担南瓜萝卜白菜交给食堂，邹干事按班过秤,额头上沁满汗珠，脸上绽开笑容，与我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看着大伙的劳动劲头，邹干事不乏幽默地说，看来我这个“邹事干”，现在无事可干了。
以 杏 为 媒
“文化大革命”批判“文革”前的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大搞“智育第一”，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作为过来人，我们最有发言权。当年学校并非只抓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文体活动同样如火如荼。
初二那年，欣逢建国25周年，举国同庆，学校以此为抓手开展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各班排演文娱节目，进行评比，增强集体荣誉感……一时间，大伙热情高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班同学之间很友善,尤其爱集体。班主任徐熙老师多才多艺，工作责任心强，每项工作都想有所作为争第一。我班排演的节目是《天仙配》“鹊桥”一场，他亲自担任导演，在校外或周末或深夜悄悄地排演，表面上不动声色，实则紧锣密鼓，猜想是为了到时来个一鸣惊人。
要演出了，有心计的徐老师将学校分给我班的杏子“截留”一部分，派班干送到县剧团，与他在剧团的朋友搭上关系。会演时，顺利地从县剧团借来行头，还请来剧团的老师为演员化妆。轮到我班表演节目时，只见身着艳丽戏装的七仙女，翩翩起舞，“要把人间赞一番”。舞台上,演员们的倩影,伴着银铃般的笑声,把锁在寂寞天宫的仙女向往人间自由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真叫绝了，几乎与专业演员的水平不差上下。大饭厅里，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掌声雷动，全场一下子轰动了。有人惊奇，有人纳闷：班上只有六个女生，怎么冒出个七仙女呢？原来是徐老师独具慧眼，发现汪敏生同学瓜子脸，大眼睛，杨柳腰,说话柔柔的,适合装扮女性。起初汪敏生害羞，怕同学们日后笑话，徐老师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出山”扮演三姐。徐老师综合考虑，安排角色，大姐由个头最高的程国仙同学担任，“班花”张银鸾同学的父亲是县剧团的老艺人，她从小就有表演天赋，加之扮相俊俏，唱腔优美，七仙女非她莫属，由她担纲，自然为节目增色不少。
晚会结束了，人们还在兴奋地夸赞我班节目的精彩，我们和徐老师一样，心里都乐滋滋的，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幕后“杏为媒”的故事呢！
回 家 过 渡
我们到校或回家，都要经吴塘堰,过潜河，水浅时坐竹筏，水深时靠小渡运载过往行人。
那时船工由生产队分派，每个劳动力一天，周而复始，风雨无阻。对不是本乡的过河者，要收费，每人五分、一角不等。五分钱不起眼，穷学生却是看重的。为了节约这笔开支，夏秋季节，我和同伴把书包顶在头上，手拉着手，挽起裤管，小心翼翼地涉水而过。夏天过河嬉水，倒很惬意。春寒料峭，稍不留神，掉到齐腰的水中，衣服湿透，冻得牙齿直打颤。
到了汛期，河水陡涨，就得坐渡。可我们囊中羞涩，只好玩起逃票的花招来。上渡时，当船工的手伸到面前时，我们异口同声：快走吧，少不了你的钱，天黑了要赶路，下渡时一起给！为了节省时间，船工信以为真。待渡船快到对岸，还未停稳，使个眼色，个个像离弦的箭，不顾湿了鞋袜，冲向对岸。船工只有一人，未等他反应过来，我们已越过吴塘堰的小山坳。谁的体力不济或动作迟缓，被赶上来的船工逮住，那就要掏钱了。真的没钱，说几句好话，船工也就作罢。一路上，我们像凯旋的勇士，笑谈刚才的一幕。
一年暑假，赶上汛期，洪水漫到了学校大门口。宽阔的河面上，混浊的河水，裹挟着山上冲下来的树枝杂物，打着旋涡，一浪接着一浪，倾泻而去。被洪水困在学校的我们，归心似箭，匆匆登上了渡船。为了安全，渡头渡尾，各有一个船工，十分吃力地撑着。渡船到河中心，一个浪头打来，大伙一声惊叫，往一边倾斜，船身晃得厉害，接着随水往下游漂流。“大家不要慌，不要走动，听我指挥！”此时的船老大反倒指挥若定，与船尾年轻船工一起，招式分明，几篙子下来，就将发野的船驯服了。那一刻的定格，船老大俨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记得这次每人五角钱的过渡费，全是由同渡的张竟达主任为我们交的。
难 忘 师 恩
漫步校园，越来越多地回忆起母校的老师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当年学到的一点知识乃至日后的成长，有哪一样离得开老师的辛勤教育呢？回想他们,仿佛又聆听了一次教诲。
聂声发校长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成天笑眯眯的。他的办公室在靠厨房边的红楼上，隔壁是平时集会的地方。初中三年，我与他老人家唯一一次“零距离”接触，是父亲让我将他写的信转交给聂校长。聂校长解放初在牌楼从事过文教工作，父亲是牌楼小学的董事（一次无意中在家中看到这张聘书），他们之间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熟识的。信的内容，我不知道，猜想是叙叙旧，介绍家境，请学校关照我。
初一语文老师周维邦，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庞，看上去似慈祥的母亲。她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用普通话点我名字的老师。入学第一堂课，她没说什么，只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张纸，要求在一节课里写出认识的字，越多越好。我们埋头一个劲地写，生怕把脑海里的字丢了。我猜想，周老师一定是用这个办法，来考查学生的基本功，然后有针对性地教学。
初三语文老师鲍训治，戴着眼镜，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讲起课来，文采飞扬，很有感情色彩，用学生的话说是文绉绉的。他对我们的作文精批细改，大到文章立意、篇章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文中有生动之处得意之笔，就用红笔划上波浪线，说明好在哪里，妙在何处。发现错别字，不但指出，还在空白处打一个方框，让学生自己改，加深记忆。眉批三言两语，十分精当。最受益的莫过于面批作文，我站在办公桌边，眼睛盯住鲍老师手里的笔尖儿。有时候，让老师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老师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就跟着他默诵。这样，我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的野花，蓬松的一把，经过老师的挑剔与修剪，插在瓶子里，才像个样儿。
鲍老师要求多写多练，每周除作作文外，还要写周记。有一次到了周末，我发现忘了写周记，连忙把《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关于勤俭节约的短文，斩头去尾，抄了交差。谁知周记发下来，鲍老师幽默地批了一句话：此文见于某月某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评讲课，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班上的另一位“文抄公”，说是连“新华社山东五月七日电”也照抄不误，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笑声中，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敢抬头看老师一眼。
经鲍老师推荐，我常有文章上学校的墙报,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也刺激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初二语文兼音乐老师是鲍老师的爱人李又林老师。她对学生要求很严,我们既尊敬又有些怕她,她上课,我们都正襟危坐,有紧张之感。
读初三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谈不上社会阅历。对数学老师徐茂如先生，只是听说他是潜山的才子，原在某校任校长，是教育行家,听课不需要进教室坐听四十五分钟，只要在走廊上站一会儿，就知道其教学效果如何，下课把老师请到办公室，肯定这堂课的成功之处，指出不足。三言两语，切中要害，老师总是心悦诚服。从这些片言只语，从他平时沉默寡言、与世无争的举止，我揣测他是个学识上有造诣、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后来的事情，也的确证实了这个猜想。
徐老师温文尔雅，讲究师道仪表。夏日，穿一件短袖白衬衫；秋天，着蓝色中山装，烫得平整笔挺，朴素中显出风度。每天头发从前额向后梳得一丝不乱。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定型胶、护发膏之类的。上课斯斯文文，身上不沾一点粉笔灰。脸上一副慈祥模样，说话音调不高，语速平缓，抑扬顿挫，雄浑的男中音带有磁性。听他讲课，既是吸吮知识的乳汁，也是美的熏陶和享受。
徐老师的教学艺术,完全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他上课，一本书两支粉笔，教材烂熟于心。每堂课讲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先是讲授两个精当的例题,条理清楚，语言清晰，不拖泥带水，不看教科书。板书的字迹娟秀，内容是点睛之笔。徐老师多年教毕业班数学，对学生在哪个章节哪个公式不易理解，了如指掌，因而在上课时能游刃有余地做重点讲解，三言两语，学生茅塞顿开。讲完例题后，布置作业。作业是课后练习两至三题。这时，他坐在前排位桌边。有不懂之处，到他身边去问，即得到解答。如果都不会作或作错了，也从不动怒，就让我们停下笔，再讲关键处。下课铃响了，作业也完成了。1965年那阵子，注重抓教学质量，有的老师满堂灌，课后作业大雨倾盆，晚上自习还争着上堂辅导。徐老师真正做到了向课堂四十五分钟要质量，大家学得轻松自如。
多少年，历史包袱压在徐老师身上。平日里，他郁郁寡欢,下了课很少出房门，要么独自一人静坐在靠窗边的办公桌前，要么从对门的蒋克非老师那里借来《参考消息》阅读。徐老师拉一手好二胡。夕阳里，总要在房间里拉上一曲。曲子有《金蛇狂舞》《空中鸟语》，更多的时候是刘天华的《病中吟》、阿炳的《二泉映月》。二胡声从窗口飞出，我们先是驻足谛听，接着悄悄地来到他的房间，围在他身旁。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至今还常在耳边回响。
因为个头小，成绩尚可，徐老师很是疼爱喜欢我。他知道我家境不好，坚持学习不容易，常鼓励我：“人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多吃点苦不是坏事。”有时,还拿些钱来接济；有时，他把我叫到房间，拿出一些数学题目给我，说是“奥林匹克竞赛的题目，有兴趣可以做一做。”那些题目很难，我苦思冥想，无从下手。但先生给我吃小灶，用心良苦。最后一次离开他的房间，他摸着我的头，嘱咐我好好学习的情景，永远刻在脑海里。
1966年6月“文革”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运动一开始，徐老师是首当其冲的挨整对象。过了一阵子，在学校教学楼后的池塘里投水自尽了。事后有人发现，塘埂上留下一堆烟头，足见他生前吸了许多烟，对这个世界是多么地眷恋。当年的池塘还在，只是有些干涸了。每次回母校，我总要到那里盘桓许久、许久。
初三班主任蒋克非老师教我们政治,他老人家最精彩的就是猜中了中考的作文题。作为应届毕业生，即将参加事关个人命运的决战，心情焦灼，度日如年。说实话，那时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效果总是很差。早上喝的是“洪湖水浪打浪”的稀粥，也没有馒头垫底，到了三四节课，饿得咕咕叫。同学们只待下课铃声一响，就冲向食堂。忘了那天是星期几的上午第四节政治课，下课铃响了，我们都心不在焉，后排座位的同学跃跃欲试，催老师下堂。就在蒋老师发布下课命令的前一分钟，他说，同学们，今年中考，我猜想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世界锦标赛中首次夺冠的内容，政治这门课不考，作文肯定要考。他是边说这话，边离开教室的，不像平时有的老师考前猜题押宝那样，把教室门关起来，神秘兮兮的。蒋老师的这番话，很少有同学听清楚。我的座位在前排,听得真真切切，记在心上。于是，课后就留心报纸上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夺魁扬国威的报道及评论，并做了笔记。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周以后中考，第一堂考作文。试卷发下来，作文题果然是“当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胜利喜讯传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供选择的题目，我看都没看，始终不知道内容。当时的高兴劲甭提了。于是，拿起笔刷刷地写将起来，一气呵成，不到一个小时就写满了考卷，第一个交了卷。出考场时，许多考生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还谈不上有城府的我，很有些洋洋得意。后来，我被录取到太湖师范。老师告诉我，语文考了79分，是当年母校考生第一名，在新生中也是高分，因为这担任了语文课代表。
授几何的黄椿年先生,可能是学校里最年长的老师,不仅学问做得好,且宅心仁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紧不慢,很少见到他对学生发脾气,总让人想到“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这句话。冬天,他穿着厚厚的棉衣,可能是棉裤太重了,上课时隔不一会儿,总要用沾满粉笔灰的双手端一下裤子。我们看了,偷偷地笑,他老人家并没有发觉。调皮的,课后还学着那样子,他见了也不恼怒。每次考试,他都是在晚自习后夜深人静时批改试卷。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在玻璃窗外焦急地偷看每个人的得分。够不着,就搭人梯,时间长了,下面驮的人受不了,“轰”地一声倒地,把聚精会神阅卷的老先生吓个一跳。
金跃老师教我们物理,上第一堂课自我介绍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板书，龙飞凤舞；那动作,可真潇洒。有一天下晚自习后,我们到他的房间去请教问题,他正在吃家中带来的大麦粉充饥。见我们来了,连忙把手中的汤匙递过来,要大伙吃。学生们不好意思,他生起气来,于是便你一口他一匙地吃起来。
教地理的江锡卿老师善于用姿势助说话,把枯燥无味的地理课教得生动活泼,我们都爱听。讲到“东北有老虎”,还弯着手臂在耳边扮成老虎的样子,惟妙惟肖。他根据课文编的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形象易记。他一专多能,平日爱栽树养花,一年里的春、夏、秋三季,他的房前屋后总是盛开着姹紫嫣红的花儿。挖白蚁是他的“专利”,往往是锄到蚁除，真是神了。
葛晓天、唐异凤、程芝道诸位老师,先后授过我的化学、生物、历史学科。他们一日为师，终身尽责。为了我们能郁郁成林,宁愿自己日渐枯老。
离开母校后,许多老师竟一直无缘得见,不过,这并不表明我的淡漠,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转眼几十年过去,稍一闭目,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他们的一愠一笑,一举手一投足。
“定 时 炸 弹”
母校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逢年过节,食堂总要杀几头肥猪,为我们加餐。那时候,吃上大块的红烧肉,可以安抚一下肚子里的馋虫。饱餐一顿,用手抹抹嘴上的油,就三五成群去石牛古洞游玩,我还和几个同学登上觉寂塔的顶层，在里面打过扑克呢！头发深了，可凭开学时领取的“理发券”，到学校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下午,举行篮球赛。场上龙腾虎跃,观战助威的里三层外三层。别看张竟达主任戴了眼镜,在场上可是投球高手,一记远吊命中,场上掌声一片。晚上,或在大操场上放电影,或开晚会,其乐融融。
初三那年元旦,学校在厨房上面的大饭厅里开文娱晚会。晚会上，林胜老师导演的黄梅小戏《审椅子》,很受欢迎。在欢快的唢呐声中,韩可来同学扮演的王家昌,挑着货郎担,踉踉跄跄地上场（剧中人喝多了酒）,十分形象。我和另一位同学表演类似魔术的节目,是压台戏。我们手持一张白纸,登台亮相,然后用棉球轻轻涂抹,立即显现出“新年快乐”几个醒目的蓝色大字。这一招,观众没想到,赢得满堂喝彩。其实,稍有点化学知识的都知道,白纸上事先用米汤写字,用蘸了碘酒的棉球一抹,就会起化学反应。因为米汤含有淀粉,而淀粉遇到碘就会变成蓝色。回想起那一幕,心里还甜滋滋的,只是不记得是哪位老师辅导的,也忘了搭档是谁。
同学们是有心人,对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常常“活学活用”,只是有一次差一点酿成大祸。化学课讲到生石灰加上冷水后,会起化学反应,产生热量,量大的连鸡蛋都煮得熟。课后,有几个同学如法炮制,从工地上捡来生石灰块,装入一个墨水瓶,加上水拧紧瓶盖,上课前偷偷放到老师住的灰楼边的菜地上。谁知过了一会,蒋老师正好到菜地锄草,刚要举锄,“砰”地一声,瓶炸得碎片四溅。蒋老师没有思想准备,吓得不轻,幸亏没有什么大碍。事后,大伙说起这颗“定时炸弹”,还噤若寒蝉,连连伸出舌头。
“跑 到 北 京”
国庆25周年,学校因势利导,发动学生锻炼身体,发出“跑到北京去”的号召。乍听还以为真的要上北京,经宣传解释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我们每天晨练跑步,记下圈数,算出里程,北京是心中追求的目标。每天天不亮,我们争先恐后地在操场上长跑,暗暗记住圈数,报给体育委员,填上进度表。这表张贴在黑板旁,谁跑在前面,一目了然。为了赶进度,有的同学还半夜蹑手蹑脚地起床,从学校跑到县城再返回,回来时浑身衣服都湿透了,那劲头简直不知从何而来。
说到跑步,想起葛贤禄同学的一段趣事。他好像有洁癖,剃个光头,每天跑步回来,都要用冷水洗头,从不间断,寒冬腊月,头上几乎结了冰。他还有一个奇谈怪论：头不能让女同学摸,摸了,一天都晦气。我常怂恿张银鸾去摸他的头。大大咧咧的她不知情,常趁其不备,伸手摸一把,惹得贤禄同学暴跳如雷,我们则在一旁起哄,图的就是个快乐。前些年邂逅,说起这事,他还不好意思呢！
为了参加县里的庆祝会,那一阵子体育课的内容是队列训练。铿锵有力的口号声、脚步声,响彻校园上空。随着林老师的哨声,“左右左,齐步走”,谁个步子走错了,就从队伍中拉出来“亮相”,搞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因为谁都丢不起这个人。
国庆这天,艳阳高照,我们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早早起床,整队步行到县城参加庆祝大会。我们喊着口号,变换着手中的花环,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大街上,引来啧啧称赞。
课余锻炼,学校体育器材不够,就发动各班用班费购买篮球。所谓班费,其实就是同学们凑份子的钱。初二暑假,有位同学主动留下护校,班上的篮球交给他保管。可能是哪天打球忘了带回来,开学后他交不出球,又拿不出钱来赔。丢了球,大家自然心痛,但有些同学态度过激,连续几天班会（晚自习后20分钟,内容是值日班干总结当天的学习、守纪情况）,像斗“四类分子”一样逼他交球。我很同情他,又不敢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是在心里暗暗为他感到委屈。还是这位同学,他的集体荣誉感很强,事过不久开运动会,我班与另一班进行拔河比赛。拼尽全力,我班取胜,但赛后发现有人在地上挖了小宕,按规则,对方反败为胜。于是乎大伙就把气撒在这位做了小手脚的同学身上,搞得他很沮丧。那时候我们都很幼稚,谈不上有什么修养,有些过激言辞不为怪,现在想起来,总觉得不应那样遇事咄咄逼人,而应不为已甚。
因个子矮又胆小,体育是我的软肋。跳高,最低的一档都把竿子踢得老远；打乒乓球,还没站稳,对方三板子就把我赶下台,连个“资格”也捞不到。初一时开运动会,要求人人参与,我报的是60米赛跑,第一轮预赛就被淘汰。后来开运动会,根据安排,我还神气地当起裁判员。这大概也是用人如器吧！
提起体育老师林胜,在潜山教育界可是大名鼎鼎，横渡过长江,是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员。他几十年如一日,工作兢兢业业,严格按照《体育教学大纲》,认真上好每一节课,从不搞“一只哨子两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爱子不幸落水身亡,他强忍悲痛,匆匆回家处理,两天后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操场上。198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受到表彰。其时,我在县教育局工作,受局里委派,曾将他的事迹整理成文,发表在1981年12月30日的《安徽日报》上。
团 外 青 年
入学第一学期,我被推选为班上的副组长。组长“负责全面”,管收本子等学习事务,副组长管生活杂务,说白了就是种菜。我年龄小,指挥不了人,只好将组里的菜地按肥瘦、远近搭配,分到各人,再由他们自由组合。这一来,我的担子就轻多了。大家都很上心,谁也不示弱。菜干了,会到河里端水浇；有虫作祟,总要逮住害虫。毫不拔高地说,这就是生产责任制。一学期下来,我组白菜、萝卜的产量在班上夺冠,班上还将我的事迹整理出来,贴在学校的篾折子宣传栏里,让我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母校校风培养了勤学、简朴的学生。夜幕降临，专职的师傅早把汽灯点得通亮，值日生到“汽灯室”领汽灯，拎到教室高高挂起。灯光下，大家伏案学习，鸦雀无声，只有汽灯发出“嗞嗞”的声音。下晚自习后，同学们仍迟迟不愿离开教室。教导处宋高奎主任为让学生按时就寝，总要到各班巡视。有时半夜同学们就点上“墨水瓶灯”，到教室复习，在琅琅的读书声中迎来黎明。
学校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评选“三好学生”,各科平均成绩必须在85分以上,体育要及格。第一学年,我的学科成绩达标,体育55分,够不上杠子,只能屈居“优秀学生”行列。第二学年,可能是林老师高抬贵手,体育65分。表彰会上,我恭恭敬敬地从聂校长手中接过“三好学生”奖状。回家后,父亲高兴地把它贴在堂屋的正面墙上,后来拆房子,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揭下来,珍藏至今。奖状颁发日期为“一九六四年三月”,油印的字迹清晰如初。
那几年中苏还是“蜜月期”,外语学的是俄语。初一是徐造兰老师教的,他是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后来不知怎么调走了,隐隐约约听说是参加了“劳动党”。接任的是江立浪老师。他们的教学,使我对学俄语的兴趣倍增,那时理想就是当翻译或外交官。俄语字母中有卷舌音,很多同学学起来一时困难,而我是“无师自通”,因为从小就会用舌头翻波,这让我沾沾自喜。毕业文凭上记载的,初中三学年俄语成绩分别是95分、98分、甲上,升学考也近乎是满分。后来听说俄语成绩只做参考,并不计入总分。中师不再开外语,因而中学所学的,又全部还给了老师,那本厚厚的俄语词典也成了爱人夹鞋样子的好物件。这当然是后话了。
到了初三,我担任学习委员、俄语、地理课代表,还当了学生会的宣传部副部长。说是部长,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主要是午睡时值勤,周末放电影看寝室,重头戏是元旦、国庆、青年节学校出墙报,组稿、张贴,忙得不亦乐乎。说来可笑,初二那年“五一节”放假,本想和同乡结伴回家,无奈手头的墙报没贴好,硬着头皮向老师告假,老师未允,我急得哭鼻子。后来,老师还将这事直通通地写在期终评语里,惹得家人笑话。
学校团组织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加入团组织,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初一开入团宣誓大会,校团委安排我代表“团外青年”发言。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发言稿自己写,老师把关润色,关键词少不了：“向团员学习,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从会场气氛看,效果还不错。初二开宣誓会,又让我代表团外青年表态,我没加思索,乐意接受了任务。待我登台发言时,台下窃窃私语,眼光也有些异样。估摸潜台词是“怎么又是他当代表？”到了初三,仍让我发言。我涨红着脸,鼓起勇气,谢绝了这份信任,老师善解人意,也就没勉强。我出生于1951年农历8月25日,到1965年7月毕业,尚未满14周岁,而团章规定,入团必须14岁以上。听说兼任团委书记的蒋老师还派人到我家调查过我的真实年龄。因此在母校,我始终是个团外青年。
毕业考的第一天上午,年仅41岁的父亲不幸病逝,我匆匆离开考场,回家奔丧,一直未返校参加复习迎考。中考前,学校派老师家访,动员我无论如何要参考,使我有机会上了中师。
我与母校之间,始终有一种难解之缘。这种缘,伴随着我的成长、生活和工作经历,历久弥深,经久愈醇。工作中,我时时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在职责范围内，稍尽绵薄之力。近年又撰写《岳麓清华园》《野中三味》《难忘恩师徐茂如》等小文,在《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劳动保障报》《安庆晚报》刊出。母校还延续了我家三代人的求学历程。两个男孩黄昕、黄昀先后在这里学习,考入青岛化工学院、华北电力大学,外孙袁力眼下正在学校攻读。我与母校的这份缘,美好而绵长。
舒缓动听的音乐在耳边响起,原来这是代替下课铃声。它把我的思绪拉回眼前。我们瞻仰了迁建的“忠烈祠”、首任校长范苑声先生的墓园，再从图书馆往上，沿着幽静小径，穿过一片参天的古树，迎面石壁上“岳麓清华”的石刻，赫然入目，落款是“癸亥春三月 以风”。徐校长告诉我,题刻者是当年主持建校的首任校务主任、第二任校长乌以风先生。凝视着它,咀嚼着它,我的眼睛湿润了,不禁从心底赞叹：风景绝佳处,岳麓清华园。
（黄骏骑 潜山牌楼人，野中1965届校友，曾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督查组长等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入选《中国散文家大辞典》。杂谈散文，见诸《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国文物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人口报》《中国国土资源报》《农民日报》《北京日报》《国家电网报》《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气象报》、《中国红十字报》《中国矿业报》《解放日报》《内蒙古日报》《安徽日报》《阳光》《安徽文学》等数十家报刊。出版《一得集》《泥土的升华》《开秧门》，国家、省图书馆收藏。有作品获奖、《读者》《文摘报》转载，收入《当代散文小品20家》《当代10名作家散文今选》《月光城副刊散文精选》《点亮你心中的灯》《安庆60年文学精品选》《我与文化遗产保护征文选》《2010 中国亲情散文年选》《美哉天下•中国旅游散文优秀作品集》《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获奖作品集》《中国散文大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