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野中的红叶，魅力独特，差不多看过各种红叶的我，最钟爱的还是那百亩山冲里的初冬呈现。
其实，我在野中也就高中两年的时光，红叶两季。那是必须好好学习、全力冲刺大学的日子。所以红叶只是冬季将临、功课务必抓紧的信号，没有闲心欣赏，也不知道怎么欣赏。
今天想来，野中的红叶之所以印象深刻，与其说是其装点了深秋校园的大美，还不如说是，其警告了寒门学子龙门一跃前的时光金贵。
我曾与野中的学弟学妹们一道，将野中的野字分拆成“田土予”，以显示其引申的含义——野中的学子大都是来自田间地头的“土包子”，他们身上凝聚的，是山水田园的灵气。因为 三十年前的野中，大多数同学都来自于皖山皖水间的原野，他们跟着着父辈们，或拔秧插田，捕鱼摸蚌；或山塝牧牛，槽前喂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劳的简单再生产，日子过得清贫朴实。但“穷不丢书”是那块古老土地上的久远乡规，记得一户人家的中堂上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条路耕田读书”，打小，我们便做好了要不读书、要不耕田的准备。
我入小学，是同村的一位大哥哥带去的。那是一个初夏雨后的早晨，他在一块稻田里抓鱼，我在田埂上帮他拿着柳条串子，抓上一条串一条，最后串了足有一尺来长。可能是帮忙“有功”，哥哥说，带你上学去。于是，就跟着去了设在陈家老屋堂荫的所谓学校。
课桌是从生产队里抬来的一块未刨光的斛桶板，两头用土砖支着；凳子是三块土砖，上加一个稻草把。老师姓盛，四方脸，大胡子，头上扎着红布方巾（据说是治头痛）。大人说，盛老师学问大，字写得好，解放前就是有名的塾师。
问过姓名后，盛老师提起毛笔，蘸上红墨水，在用白纸裁成32开、妈妈用针线缝起来的本子首页写上我的名字，第二页则写上一个“毛”字。他对站在讲台一侧、当时还没讲台高、紧张得直发抖的我说：今天，你就在这一页纸上，照我写的样子，一笔一划地写“毛”字，明天一页写“主”字，后天一页是“席”字……十二天下来，总共学了十个字、两句话——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样大概过了一年多，到1969年的春天，我们搬到了一个叫同心小学的地方。此时，我才获得了人生的第一套课本——一年级《语文》与《算术》。记得领书时，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把脸紧贴在书页上，闭上眼睛，深吸着之前从未闻过的书香。此时，虽不懂书的内容，但知道读过此书，自己也就成为念书人了，就如爷爷和爸爸所说：书是念在心上的，风吹不走，雨打不湿，用时随口就来，在家便知天下……
小学头几年（开始没书，叫“关水”，一年级大概读了三年），我的学习成绩较差，以至成绩单都不好意思拿给父母看。三年级时，大队里学区调整，换了个学校，便时来运转，成绩突然好起来，此后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的初中是在大队所办的初中班上的。第一学年的教室是简单盖起来的稻草房子，课桌及凳子自己带，书则是向上一届学长借的。清楚记得当年借我书者的大名“马云志”。老师是从小学教师中抽调出来的，到了初二，才天降一位浙大物理系毕业的赵龙木老师。不明白温文尔雅的赵老师是什么原因，“文革”期间“沦落”到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倒使我们这帮“土包子”得到广博的知识浇灌。
初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结束，恢复中考与高考。当时最希望的是考上小中专，以尽快脱离农村，结果分数少了一点，不幸被野中录取，也因此印证了塞翁失马的深刻道理。
野中是野寨中学的简称，在距县城十公里大别山麓。前身是1943年民国政府为安置抗战烈士遗骨而建立的护陵学校，校园内安葬有985位抗日英灵。学校头枕天柱雄峰，脚抵蜿蜒潜河，右依三祖乾元，左扶太平振风，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在我国美轮美奂的北纬30度线上，以枫香树为主的红叶，当然也是大美野中的动情点染。只是高中阶段，一门心思在高考，任何诱惑都比不上能将我们带出那片原野的高考成绩。或者说，信仰的美好永远盖过景物的靓丽。
如今，时隔近四十年，经过走出野中后的奔波，自己的认识早已超越“红叶是枫香树面对深秋的无奈”。感触深刻的是，树之年年，根扎沃土岩隙，枝展明亮空间，聚集的是天地之灵气，酝酿的是一季又一季的秋叶红艳，这是主体不断获取与不断奉献的完美阐释；而那片片红叶，正是经年风雨晴岚的靓丽总结，是春夏秋冬交响轮回的高潮乐章。就如母校野中，在年年迎送我们这些“土包子”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今天的野中已为安徽乃至全国的中学名校，野中红叶也着实比当年美多了……
注：邹结富，1980届1班校友，现就职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